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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彩云之南的追寻
——三个王朝的背影
大理，风花雪月中的传奇
一
历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的少数民族并不少，但今天仍在生息繁衍，构成一个独立民族的，却为数不多。除去满蒙回藏，剩下的大约就是苍山洱海间大理国的后裔——白族了。
初次知道那片土地和建立在那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从儿时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里。教科书里说，当李唐王朝统治中原的时候，在云南的苍山洱海之间存在着六个独立的王国，后来统一为南诏。虽然当时只是死板的添鸭式记忆和笼统的简介式叙述，但我还是记住了“苍山洱海”这四个字。
再后来，我从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里知道了大理国，知道了段氏家族，知道了茶花，也知道了风花雪月和玉洱银苍。
11月21日清晨，当太阳从鸡足山后睡眼惺忪的爬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到了大理的标志——崇圣寺三塔面前了。它们是大理那个辉煌年代的见证，是风花雪月和银苍玉洱最忠实的观众。它们站在那里，已经为美丽的苍山洱海戎守了上千年。
一阵清凉的晨风从苍山之巅吹来，直掠过发梢，带来了青草和朝露的芬芳。朝阳越过粼粼的洱海，为天边的云朵镶了金色的花边。云的影子层层叠叠的投在苍山的山麓上，随着略带凉意的山风自由的浮动着，如幛如幕，如烟如雾。千百年来，苍山洱海的每一个清晨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美丽，不同的是，今天的这个清晨已经不再属于南诏或者大理国。
实际上，严格说来，南诏和大理国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算作是一个王朝，它的疆域即使在最广阔的时候也没有踏进“汉人”聚居区一步。按传统的观点，它只能算是“偏安一隅”，全然没有资格被称为“王朝”。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一个独立的文明。它有自己的国民，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文明传承。就此而言，我认为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王朝，一个世代沿袭，卫护着一方百姓的王朝。
一千多年来，白族始终与中原文化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传奇——一个人口不过百余万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鸡犬相闻了千余年后，仍然健康的存在着，繁衍着，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韵味。
老师说，苍山洱海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歌里说，苍山洱海是一片让金花和阿鹏哥歌舞升平的神奇土地。诗里更说，苍山洱海是一个用风花雪月堆砌起来的活着的传奇。
今天，我们要来这里寻找那传说中的风花雪月，探求那个传说般的异族王朝。
二
“汉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称呼，这种尴尬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祖先的狂妄自大和为非作歹。但是以前的我只是在古籍或者小说里见过这个称呼，例如那部让大理名扬天下的《天龙八部》。在那部书里，“汉人”是一面能让全民同仇敌忾的旗帜，是一声能让男儿血脉贲张的呐喊，是一个能让武林天翻地覆的阴谋，是一场能让国家血流成河的战争。“汉人”，意味着三纲五常，意味着天朝上邦，意味着华夷有别。
我以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称呼已经被收藏进了故纸堆，成为书蠹们可口的陈酿，在细细的咀嚼之后，回味那一丝淡淡的酸楚与苦涩，就像大理古城的乳扇。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的某一天，居然有机会接而连三的听到这个称呼，而这个称呼的指向对象竟然就是我。
称呼我的，是我们的导游，一位伶俐可爱的白族少女，穿着传统的白族服装，小鸟般招呼着我们。按当地规矩，我们称呼她为“金花”。
可能她原本是想称呼我们“汉族人”或者“外乡人”，但话一出口就成了“汉人”，大约是习惯了。看的出，她这么称呼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出她与我们在血缘和习俗上的区别。但这的确是一个很让我浮想联翩，且有着说不出的别扭的称呼。
我们“汉人”里曾经有过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名叫孔丘的。他老人家的言行在其后整整两千年里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与人生坐标。在他絮絮叨叨，言无不尽的语录里，有一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与汉民族为邻的各族的梦魇，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我敢打赌，孔老夫子说这话的时候肯定没有预料到这句话给其他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其后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他的子孙们将“修文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逐步将这种生活方式复杂到了无与伦比。而“远人”们也恰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在对文明的仰慕中纷至沓来，之后渐渐消溶在了这片文明里，成为了这片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与原有的汉民族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拥有泱泱十三亿人口的汉族。
汉族在自己的形成过程里究竟消溶了多少个民族，恐怕已经没有人能统计清楚了。在这个长长的失踪人口名单里，包括了我们史书里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种类繁杂的民族甚至种族：匈奴、狄、东越、鲜卑、羯、氐、突厥、党项、契丹……，据今人考证，可能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罗马人。如果没有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这个名单的后面甚至还可能加上蒙古族和满族的名字。
在汉族独步天下的同化能力面前，任何试图拒绝这种同化的行为看上去都更像是一次与事无补的挣扎，或者一件足以遗臭万年的蠢行。于是许多民族主动的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原则和习俗，开始学汉话，改汉姓，娶汉女，自觉自愿的和汉民族成为了一家人。
自古以来，“汉人”们毫无原由的笃信着这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此他们尽可能的与“非我族类”的人们保持着隔阂，恪守着界线。但他们区分“族”的标准却异常的简单而莫明其妙：衣冠、姓氏、语言和处世方式，至于最最重要的DNA组成却全然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汉话、汉姓和汉妻就足以成为获取“汉人”们认同的绿卡。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仍不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一个外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能按照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处事（比如会给人面子，或者会给人红包），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与钞票；反之却举步为艰。
但是，偏偏有那么几个民族却是例外，他们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的抵制着“汉人”对自己的同化。他们与“汉人”始终保持着一个合理而安全的距离——既不太近，以免步别族被同化的后尘，也不太远，毕竟汉人那里有他们需要的瓷器和铁器。
白族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三
在几个倔犟而顽强的生存于“汉化”压力下的民族当中，白族是唯一一个没有与汉族发生过大规模兼并战争的民族。其他几个，比如苗族，一个步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亚大陆的民族，与汉民族间有着整整五千年的战争交流。在祖先蚩尤被炎黄联军击败后，他们开始从黄河流域一路辗转向南，开始了漫长的流浪之旅。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每到一处，“汉人”们必会接踵而至。他们在一边打一边走，最终躲上了茫茫云贵高原，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还有土家族，这支两千年来一直奇迹般生活在汉族腹地的奇特民族据说是古代巴人后裔。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被秦国骗开金牛道，从而引来了亡国大祸。然而他们却并没有随故国消失在历史深处，而是在峡江险峻的地域里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峡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剩下的蒙古族和满族就不用说了，他们的金戈铁马在“汉人”的家园里驰骋了几百年，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白族却是一个崇尚和平与安宁的民族。历史上他们与汉族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冲突基本上都是因为对方的傲慢与偏执。苍山的草甸足够养肥他们的牛羊，洱海的波涛足够灌溉他们的农田，他们没有理由大起干戈。与此同时，北方中原的统治者们也狂傲的认为，云南地处边隅，土地贫瘠，加之烟瘴甚重，千百年来一直不屑于加重兵于此。于是两个文明就这样近在咫尺的和平共处了上千年，直到蒙古人的大军不分青红皂白杀向每一个有人类生存的地方。
元朝将云南划进了中原的管辖，苍山洱海从此成了中华大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白族人依然严格的保持着自己的习俗与血统，就像他们精心保护的大理古城那样。
今天，当交通工具和卫生条件已不再成为阻碍人类交往的因素时，白族人民也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靠拢。如今的大理街头遍布着各种行业的店铺，店铺里陈列着琳琅的商品。白族人的衣着也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别无二致，除了专门为了作为一道风景出现的金花们。白族的青年人也开始变得时尚与前卫，他们喜欢穿牛仔裤，听摇滚乐，他们也蹦迪，吃快餐，逛精品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平时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看得出，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点儿伤感。他们是一个倔犟的民族，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还是陷入了被同化的怪圈。
其实他们也许忽略了，他们这种所谓的“汉人的生活”，其实是以休闲、舒适、自由，以及个性解放为基调的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放眼整个中华大地，即使是真正的“汉人”，又还有几个在保持着纯正的本民族特色呢？
当一个文明发达到足以让别人产生景仰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会拥有许多个崇拜者，并且成为被模仿，被追求的对象。几千年来的“汉人”是这个样子，几百年来的欧美各国也是这个样子。人类就是在这种交汇与融通中走向了进步。
纳西，开元盛世下的绝响
一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杜甫老先生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的时候，诗里的主人公李龟年一定没有想到，彼时彼刻，他的一群同事正跋涉在通往遥远云岭之南的路上。风雨很大，山路也很泥泞，但他们死死抱着自己的乐器，一刻也不松开，仿佛慈爱的母亲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英勇的士兵照料着自己的战友。这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给地处西南的三迆大地带去先进的文化理念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事业永远的带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他们是怎么到达丽江的？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久？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无人能考证的出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走这么远，因为对于一群文弱的宫廷乐师而言，高高耸起的云贵高原足以击溃他们的浪漫。但是他们的音乐却在执着的前进，在顽强的生存，在茁壮的成长。因此，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幸可以听到由他们留下的，来自大唐盛世的轻歌曼舞，以及溶化在轻歌曼舞里的他们的灵魂。
这就是丽江的纳西古乐。
关于盛唐，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我们儿时的语文课本里布置了太多的背诵作业，让我们有机会去反复吟咏那个剑胆琴心、诗情画意的年代，以至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对那个时代耳熟能详，没齿不忘。
那是一个空气里飘满了花香与酒香的时代。雄伟的长安城是当时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宏大、最豪华、最奢侈的人类杰作。长安城里，连绵起伏的宫殿金碧辉煌。从宫殿里传出优美动人的乐曲，那是皇帝与各国使者们的盛宴。长安的街头上，李白在醉卧吟叹，张旭在泼墨狂书，裴旻在剑走流星。东海的鱼盐，西蜀的织绵，江南的竹编，漠北的宝马，无不毕集于东西二市。更有来自异国的琉璃、珠宝、骆驼……甘美的葡萄酒，妩媚的酒家胡，婆娑的苏幕遮……强大的帝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各种宗教，各种信仰，各种肤色的人们生活在同一方蓝天下，相互尊重，相互爱戴。在遥远的西域，天可汗威名远播，就连草原上的放牛娃也知道他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在东海的彼岸，日没处天子吸引着日出处天子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遣唐使，这个岛国的居民以自己没能出生在大唐而抱憾终生。
大唐帝国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个神话，是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天堂，是整个人类历史里的一道彩虹。
然而这一切都在渔阳噪杂的鼙鼓声中结束了。玄宗皇帝仓皇出逃四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诺大的长安城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成日在宫廷里养尊处优的乐师们此时也群龙无首，于是纷纷踏上了流浪之路。
可是战火纷飞，哪里有他们容身的地方呢？天边飘过一片彩云，绚丽而圣洁，奇异而神秘。于是他们立刻确定下了自己的目标——彩云之南，另一个繁花似锦的极乐世界。
二
公元904年，长安城在经过了两千余年的辉煌之后，退出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史载：“全忠（朱温）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三年后，风烛残年的大唐帝国终于在洛阳咽下了它的最后一口气，连同着它的那些荣耀与奢靡，一起被埋进了幽暗潮湿的地宫。一个神话的时代结束了。
许多年后，当历史的真相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渐渐遗落的时候，曾经的真实就开始变得虚幻，曾经的存在就开始值得怀疑了。有人钻进故纸堆，去寻找那个时代。然而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大唐帝国真正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长安的故城已经荡然无存，唯一能够证明它身份的是早已破烂不堪的雁塔和黄沙弥漫的天空。侥幸有那么多的诗篇流传了下来，但是我却无法想像当李白们看到我们用渔阳的口音吟咏他的诗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表情——试想一下，让安禄山去朗诵《子夜四时歌》或者《梦游天姥吟留别》，其情其景大约就是如此吧！
还有，当年明皇与玉环共同演绎浪漫爱情的霓裳曲哪里去了，是不是也在西安漫天肆虐的黄风中灰飞烟灭了？
然而，唐玄宗作的《紫微八卦舞曲》和《霓裳羽衣舞曲》居然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就在丽江。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水龙吟》、《浪淘沙》、《山坡羊》、《步步娇》这些在中原早已被认为失传的古曲。
当古乐响起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长袖善舞的红衣少女正在翩翩而起，她的身姿是那么的婀娜纤细，她的头发高高盘起，上面饰满了各种金制的花鸟，她的眼睛里秋波宛动，仿佛正在诉说着自己对青春的万般感受，她的脚步轻盈而灵活，在艳红的地毯上步步生莲……
我还看到围坐在她周围的乐队，一个个神情肃穆，却周身洋溢着自信与陶醉。他们正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神仙般的意境里，用心去感受着每一个音符在灵魂上的节奏与感受，品味着每一次领悟在乐曲中的体现与升华，享受着每一段乐章给人类带来的欢乐与幸福。他们是真正的大师，他们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伴奏，为一个神采飞扬的时代添上了精妙绝仑的底色。
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历史没有理由忘记他们。
三
然而当我来到纳西古乐的演奏现场的时候，我震惊了。
昏暗的舞台上，苍驳的藤椅错落有致的排列着。藤椅的正上方，悬挂着已经过世的乐手们的遗像。他们曾经就作为演出队伍中的一员坐在那些藤椅上，他们的手指间曾经流淌过摄人心魄的华美音乐，他们曾经是开元盛世最后的见证与承载。现在，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的离开了他们执着和热爱的音乐。但是，当乐曲声响起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旧驻留在这间古朴的房间里，驻留在他们代代相传的乐器里，驻留在他们用心体会出的音乐和人生的真谛里。
古乐是那个古老王朝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惊喜，然而它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它的演奏者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个个老气横秋，个个老态龙钟，个个老病不堪。谁敢保证他们中某一位的照片也会在某一天被挂到墙上去供人凭吊，又有谁敢保证，最后一幅挂上去的照片会不会只有四个血字：纳西古乐。
一个王朝的远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一个王朝留给我们的文化的远去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倒退。如果任由这种倒退发展下去，那么产生的只会是毁灭的危机。然而不幸的是，纳西古乐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大唐王朝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我们今天的人类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这样的疑问：接下来，由谁来拯救我们的古乐，由谁来拯救我们的历史，由谁拯救我们所谓的文明？
蓖子坡，日暮西山后的残辉
一
“蓖子坡？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找那里做什么？”几乎每一被我问到的昆明人都这么回答我。
我无法正面作出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理解。毕竟那个故事过去了太久，又太平淡了。后来的所谓“正史”竭尽全力抹杀着它的影响，而我们的历史教材则更是对它支字未提。三百余年之下，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像我一样，用如此迫切的心情去寻访那一段逝去了的历史。
在徒劳的询问了太多次后，我开始对它的存在产生了一丝怀疑。莫非它只是文人笔下一个凄美悲凉的传说？一个王朝的终点难道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心中，消失了，就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和发生过一样。这恰如以它为终结的那个时代。
然而，苦苦寻觅中的我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丁点儿它确曾存在过的消息——“应该是叫逼死坡吧！好像是在翠湖公园一带。那里曾经死过一位皇帝。”一位职业导游证实了它和它承载的那段历史的存在。“逼死坡”正是民俚里对那个血色黄昏的最后哀悼与纪念。但是，它与我的距离依旧是那么的遥远，它给我的印象依旧是那么的模糊。难道我们庞大的旧城改造工程已在有意无意中已将它摧毁殆尽！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不幸与悲哀呀！
几乎与此同时，我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它的一点外貌特征——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老路。而且有消息称，它是目前昆明仅存的几条老街之一。这从另一个方面向我证实了这个被遗落在历史边缘的地方仍旧存在着，但已危在旦夕。
11月26日上午，天色阴霾，仿佛有雨要下来。我们刚巧要去翠湖宾馆拜访一位朋友，于是搭了一辆出租车，开始了寻找它的实践。在路上，我向司机又一次问起了它。
“蓖子坡？对不起，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当某个地方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话，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它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失了。但是我不死心：“那翠湖一带是否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老路，很古旧的那种？”
司机犹豫了一下：“有，就在翠湖宾馆的后门，我也不知道那条路叫什么。那里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又正在施工……那倒是一个上坡。”
天空瞬间亮了起来。冥冥中有一个声音招唤着我，它就在那里，那段历史就在那里。
从翠湖宾馆的后门出来，果然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的爬了一座小小的土坡。岁月荏苒，路面已被打磨的锃亮。难道这就是它？一阵微风吹过，四下无声。难道那个与日月齐辉的王朝真的就是在这里，被这样的一阵冷风吹散，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三个半世纪过去了，不知道是否有人还在关心着那个黄昏？是否还有人惦记的那条柔弱无助的生命？
没有路牌，只得再次询问路人。但是无论是“蓖子坡”还是“逼死坡”，我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里是华山西路。”它又一次消失了，就在我触手可及的时候。举目四望，到底是哪里见证了那个王朝最后的一丝余息。
一位老人蹒跚而过，苍老而沉毅。我赶了上去：“老伯，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叫蓖子坡的地方？”老人抬起了头，惊异的望着我，眸子里电光一闪：“蓖子坡？这里就是了！”
“啊！”老人的话如同一个惊雷般在耳边炸响，惊得我几乎摔了一个趔趄。众里寻他千百度，相逢却原来是如此的不期与仓促。
“蓖子坡，逼死坡。当年的皇帝就是被逼死在这里了。你是来看皇帝的吧！那个皇帝就死在这个地方。”老人指了指前方五六米处，他魔法师般准确的猜中了我此行的目的，“还有一块碑哩！”
居然还有一块碑！我在心底大声诉说着对苍天的感激，也分不清这种感激是因为大喜过望，还是因为如愿以偿。总之，不管那段历史是否还在被人纪念着，至少它仍在被记录着。这就意味着，它终究会有机会等到被重新审视和发掘的那一天。
向前紧赶几步，一方石碑赫然出现在面前，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上面字迹仍然清晰：明永历帝殉国处。
二
他，朱由榔，一个鲜为人知的皇帝，但是他的死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终结。
他是大明王朝的天潢贵胄，朱元璋的嫡系子孙。他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他的父亲朱常瀛被封桂端王，享国衡州，他自己则被他的堂兄崇祯皇帝封为永明王。如果后退若干年，他完全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纨绔子弟，世受皇恩，厚泽雨露，享受上苍和祖先赐予自己的阳光、健康和荣华富贵。然而非常不幸的，他出生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时代——垂垂老矣的大明王朝正在混乱中土崩瓦解，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正在饥饿里山呼海啸，山海关外的八旗勇士正在马背上所向披靡。整个天地宛若一个巨大的漩涡，裹挟着整个大明王朝，也裹挟着他，甩脱了原有的安逸与自由，宁静与祥和，财富与荣耀，一路向着灾难，向着死亡，向着蓖子坡，飞奔而去。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二十七天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开关降清，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开始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外寇入侵，天下无主，作为一名皇室成员，在这种时刻，他的命运是完全不受自己支配的。于是在纷纷乱乱中，他被迫接下了一项极其烫手的工作——皇帝。
皇帝，这个人类想像力所能创造出的最高贵的职业，是一个聚众人之力的一系列巨大权力与荣耀的集合体，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上苍的代言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了这个传奇抛身舍家，铤而走险。在通向皇位的道路上，鲜血和白骨掩盖了的每一寸土地，填平了每一道坎坷。然而人们仍在为它前仆后继。可以说，人类对它的痴迷程度远远胜过了毒品、宗教、性欲、金钱，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值得迷恋的东西。
然而，“皇帝”也并不永远意味着至尊无上和生杀予夺。一旦丧失了“普天之下”的王土，一旦远离了“率土之滨”的王臣，“皇帝”就仅仅意味着一种苦难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必须永远放弃常人的欢乐与安宁，是必须勇敢面对无尽的孤独与寂寞，是必须随时承受巨大的牺牲与焦虑。同时，他未来的命运则是他自己完全可以预知到的，那就是，在羞愧与屈辱中孤独的死去。纵览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几位败寇获取过对手的宽恕，享受过人伦的善终，得到过舆论的同情？
但是他还是接下了这份棘手的工作，忠实的履行了血统赋予自己的责任，承担着一位精神领袖应尽的职责。当然，仅仅只是一位精神领袖。大厦将倾，他一株小小的稻草又如何能阻止这一切呢！且看看他自己的处境吧：“皇帝一员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这大该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账目了，来自于他的扈从。也许在他们眼里，这个“皇帝”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符号，或者是他们自己生存的一个累赘。用这样的一支队伍守卫在自己周围，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他只能马不停蹄的从广东逃到广西，从广西逃到贵州，从贵州逃到云南，从云南逃到缅甸，朱元璋的骨血在第十三代上最终被自己的臣民和异族一道，驱逐出了世代生息繁衍的国土。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其实清廷本身都认为已经结束了，因为谁都知道，仅凭这样的“势力”，想要撼动自己的统治无异于痴人说梦。“宜将剩勇追穷寇”，可这个对手还能否算成是“寇”？他连做“寇”最基本的物质资料都已经不具备了。
但吴三桂并不这么认为。这个曾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伯的辽东杀手一路追杀着自己的旧主，从黑土地追杀到褐土地，再从褐土地追杀到黄土地，现在，他从黄土地追杀到红土地上了。他的足迹遍布整个中国，他的双手沾满了旧主的鲜血。他的目标就是斩尽杀绝。
身为一条走狗，吴三桂太清楚自己身上背负的骂名了。所以他要洗刷，而洗刷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条更加忠实的走狗。于是，他选择了旧主的项上人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十八年，吴三桂率兵踏上了征讨缅甸之路。
这时的朱由榔，正躲在他缅甸的草庐里，准备砸碎自己象征着权力与尊严的玉玺，以解无米之忧。
三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哀，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千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惨然于心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朱由榔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文字之一。这封他给吴三桂的亲笔信写于吴三桂兵临城下之际，今日读来，仍字字珠玑，入木三分，让人不得不感慨皇家的教育质量。他本人也足以凭借此文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信里的自称不是“朕”，而是“仆”，初看起来仿佛一个恭谦的晚辈，但全篇十一个“仆”字却个个仿佛铁杵一样撞击着吴三桂的良心，钢凿一样剥离着吴三桂的自尊，皮鞭一样拷问着吴三桂的灵魂。有些时候，谦逊比张扬更能表现为咄咄逼人。
可以想像，手捧此信的吴三桂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毕竟 “文死谏，武死战”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最高理想与无上荣耀，是他从小所受教育的必修课。现在，曾经身为大明朝忠臣孝子的他不仅降敌叛国，还丧心病狂的追杀起了自己的旧主，逼得旧主声泪俱下。两厢对照，怎能让人不感叹世事无常，悲从中来！但是如今的吴三桂已顾不上这许多了。他现在要的是位极人臣，要的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要的是新主子投向自己充满赞许的目光。他太需要表现自己了。
送出这封信的朱由榔仍然留在缅甸，等待着命运的最后判决。这也许正是他幼稚的地方：一封信怎么可能避免一场战争！一封信怎么可能唤醒一颗堕落的心！或者另一种可能是他早已参透了政治的血腥：他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的祖先明成祖朱棣为了追捕建文帝，一声令下，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一直追到非洲东海岸。难道他能跑到比非洲更远的地方去？
缅甸人在大清平西王吴三桂的猛攻下终于吃不消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在战场上作吴三桂合格的对手。就在朱由榔投书后的两天，缅甸人将朱由榔交给了吴三桂。
在清军的大营里，朱由榔终于见到了这个妨碍自己生命近二十年的吴三桂。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关于这次会面，有资料记载，吴三桂“屈膝愧汗，伏地不起”。作忠臣难，作个叛徒也不容易啊！
三个月后，吴三桂用弓弦将朱由榔绞杀在昆明蓖子坡。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抹残辉在它日薄西山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上终于烟消云散了。
四
我去过北京的景山公园好多次了，每次都去看看半山腰的那棵歪脖子树。中国人都知道，那棵歪脖子树曾经目睹过一次令人心碎的日落。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昆明蓖子坡悄然无声的送走了那次落日的最后一道晚霞。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但历史的创造却是属于人民的。清王朝曾经为蓖子坡起过若干个名字，妄图掩盖坡头那一滩映红了天际的血凝，可昆明人几百年来却一直奉守着一个承诺，一个还原历史真相的承诺，他们称呼这里为“逼死坡”。没有人去探究他们的这种忠诚究竟是了为什么。
公元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建。这一年，昆明父老在当年朱由榔死去的地方理直气壮的立起了一块石碑，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一个逝去了二百余年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供人凭吊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曾有多少人来此一瞻，又有多少人在此发出慨然一叹。
今天，满汉两族的恩怨早已了结，成了故纸堆里的课题或专栏，凶徒与受害者也早已化为了朽骨，与苍天大地溶为了一体。只余下这一方石碑在昆明的和风细雨中品味着岁月的悠然与安逸。
——三个王朝的背影
大理，风花雪月中的传奇
一
历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的少数民族并不少，但今天仍在生息繁衍，构成一个独立民族的，却为数不多。除去满蒙回藏，剩下的大约就是苍山洱海间大理国的后裔——白族了。
初次知道那片土地和建立在那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从儿时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里。教科书里说，当李唐王朝统治中原的时候，在云南的苍山洱海之间存在着六个独立的王国，后来统一为南诏。虽然当时只是死板的添鸭式记忆和笼统的简介式叙述，但我还是记住了“苍山洱海”这四个字。
再后来，我从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里知道了大理国，知道了段氏家族，知道了茶花，也知道了风花雪月和玉洱银苍。
11月21日清晨，当太阳从鸡足山后睡眼惺忪的爬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到了大理的标志——崇圣寺三塔面前了。它们是大理那个辉煌年代的见证，是风花雪月和银苍玉洱最忠实的观众。它们站在那里，已经为美丽的苍山洱海戎守了上千年。
一阵清凉的晨风从苍山之巅吹来，直掠过发梢，带来了青草和朝露的芬芳。朝阳越过粼粼的洱海，为天边的云朵镶了金色的花边。云的影子层层叠叠的投在苍山的山麓上，随着略带凉意的山风自由的浮动着，如幛如幕，如烟如雾。千百年来，苍山洱海的每一个清晨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美丽，不同的是，今天的这个清晨已经不再属于南诏或者大理国。
实际上，严格说来，南诏和大理国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算作是一个王朝，它的疆域即使在最广阔的时候也没有踏进“汉人”聚居区一步。按传统的观点，它只能算是“偏安一隅”，全然没有资格被称为“王朝”。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一个独立的文明。它有自己的国民，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文明传承。就此而言，我认为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王朝，一个世代沿袭，卫护着一方百姓的王朝。
一千多年来，白族始终与中原文化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传奇——一个人口不过百余万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鸡犬相闻了千余年后，仍然健康的存在着，繁衍着，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韵味。
老师说，苍山洱海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歌里说，苍山洱海是一片让金花和阿鹏哥歌舞升平的神奇土地。诗里更说，苍山洱海是一个用风花雪月堆砌起来的活着的传奇。
今天，我们要来这里寻找那传说中的风花雪月，探求那个传说般的异族王朝。
二
“汉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称呼，这种尴尬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祖先的狂妄自大和为非作歹。但是以前的我只是在古籍或者小说里见过这个称呼，例如那部让大理名扬天下的《天龙八部》。在那部书里，“汉人”是一面能让全民同仇敌忾的旗帜，是一声能让男儿血脉贲张的呐喊，是一个能让武林天翻地覆的阴谋，是一场能让国家血流成河的战争。“汉人”，意味着三纲五常，意味着天朝上邦，意味着华夷有别。
我以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称呼已经被收藏进了故纸堆，成为书蠹们可口的陈酿，在细细的咀嚼之后，回味那一丝淡淡的酸楚与苦涩，就像大理古城的乳扇。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的某一天，居然有机会接而连三的听到这个称呼，而这个称呼的指向对象竟然就是我。
称呼我的，是我们的导游，一位伶俐可爱的白族少女，穿着传统的白族服装，小鸟般招呼着我们。按当地规矩，我们称呼她为“金花”。
可能她原本是想称呼我们“汉族人”或者“外乡人”，但话一出口就成了“汉人”，大约是习惯了。看的出，她这么称呼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出她与我们在血缘和习俗上的区别。但这的确是一个很让我浮想联翩，且有着说不出的别扭的称呼。
我们“汉人”里曾经有过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名叫孔丘的。他老人家的言行在其后整整两千年里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与人生坐标。在他絮絮叨叨，言无不尽的语录里，有一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与汉民族为邻的各族的梦魇，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我敢打赌，孔老夫子说这话的时候肯定没有预料到这句话给其他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其后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他的子孙们将“修文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逐步将这种生活方式复杂到了无与伦比。而“远人”们也恰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在对文明的仰慕中纷至沓来，之后渐渐消溶在了这片文明里，成为了这片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与原有的汉民族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拥有泱泱十三亿人口的汉族。
汉族在自己的形成过程里究竟消溶了多少个民族，恐怕已经没有人能统计清楚了。在这个长长的失踪人口名单里，包括了我们史书里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种类繁杂的民族甚至种族：匈奴、狄、东越、鲜卑、羯、氐、突厥、党项、契丹……，据今人考证，可能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罗马人。如果没有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这个名单的后面甚至还可能加上蒙古族和满族的名字。
在汉族独步天下的同化能力面前，任何试图拒绝这种同化的行为看上去都更像是一次与事无补的挣扎，或者一件足以遗臭万年的蠢行。于是许多民族主动的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原则和习俗，开始学汉话，改汉姓，娶汉女，自觉自愿的和汉民族成为了一家人。
自古以来，“汉人”们毫无原由的笃信着这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此他们尽可能的与“非我族类”的人们保持着隔阂，恪守着界线。但他们区分“族”的标准却异常的简单而莫明其妙：衣冠、姓氏、语言和处世方式，至于最最重要的DNA组成却全然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汉话、汉姓和汉妻就足以成为获取“汉人”们认同的绿卡。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仍不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一个外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能按照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处事（比如会给人面子，或者会给人红包），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与钞票；反之却举步为艰。
但是，偏偏有那么几个民族却是例外，他们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的抵制着“汉人”对自己的同化。他们与“汉人”始终保持着一个合理而安全的距离——既不太近，以免步别族被同化的后尘，也不太远，毕竟汉人那里有他们需要的瓷器和铁器。
白族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三
在几个倔犟而顽强的生存于“汉化”压力下的民族当中，白族是唯一一个没有与汉族发生过大规模兼并战争的民族。其他几个，比如苗族，一个步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亚大陆的民族，与汉民族间有着整整五千年的战争交流。在祖先蚩尤被炎黄联军击败后，他们开始从黄河流域一路辗转向南，开始了漫长的流浪之旅。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每到一处，“汉人”们必会接踵而至。他们在一边打一边走，最终躲上了茫茫云贵高原，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还有土家族，这支两千年来一直奇迹般生活在汉族腹地的奇特民族据说是古代巴人后裔。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被秦国骗开金牛道，从而引来了亡国大祸。然而他们却并没有随故国消失在历史深处，而是在峡江险峻的地域里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峡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剩下的蒙古族和满族就不用说了，他们的金戈铁马在“汉人”的家园里驰骋了几百年，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白族却是一个崇尚和平与安宁的民族。历史上他们与汉族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冲突基本上都是因为对方的傲慢与偏执。苍山的草甸足够养肥他们的牛羊，洱海的波涛足够灌溉他们的农田，他们没有理由大起干戈。与此同时，北方中原的统治者们也狂傲的认为，云南地处边隅，土地贫瘠，加之烟瘴甚重，千百年来一直不屑于加重兵于此。于是两个文明就这样近在咫尺的和平共处了上千年，直到蒙古人的大军不分青红皂白杀向每一个有人类生存的地方。
元朝将云南划进了中原的管辖，苍山洱海从此成了中华大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白族人依然严格的保持着自己的习俗与血统，就像他们精心保护的大理古城那样。
今天，当交通工具和卫生条件已不再成为阻碍人类交往的因素时，白族人民也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靠拢。如今的大理街头遍布着各种行业的店铺，店铺里陈列着琳琅的商品。白族人的衣着也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别无二致，除了专门为了作为一道风景出现的金花们。白族的青年人也开始变得时尚与前卫，他们喜欢穿牛仔裤，听摇滚乐，他们也蹦迪，吃快餐，逛精品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平时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看得出，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点儿伤感。他们是一个倔犟的民族，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还是陷入了被同化的怪圈。
其实他们也许忽略了，他们这种所谓的“汉人的生活”，其实是以休闲、舒适、自由，以及个性解放为基调的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放眼整个中华大地，即使是真正的“汉人”，又还有几个在保持着纯正的本民族特色呢？
当一个文明发达到足以让别人产生景仰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会拥有许多个崇拜者，并且成为被模仿，被追求的对象。几千年来的“汉人”是这个样子，几百年来的欧美各国也是这个样子。人类就是在这种交汇与融通中走向了进步。
纳西，开元盛世下的绝响
一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杜甫老先生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的时候，诗里的主人公李龟年一定没有想到，彼时彼刻，他的一群同事正跋涉在通往遥远云岭之南的路上。风雨很大，山路也很泥泞，但他们死死抱着自己的乐器，一刻也不松开，仿佛慈爱的母亲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英勇的士兵照料着自己的战友。这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给地处西南的三迆大地带去先进的文化理念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事业永远的带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他们是怎么到达丽江的？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久？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无人能考证的出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走这么远，因为对于一群文弱的宫廷乐师而言，高高耸起的云贵高原足以击溃他们的浪漫。但是他们的音乐却在执着的前进，在顽强的生存，在茁壮的成长。因此，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幸可以听到由他们留下的，来自大唐盛世的轻歌曼舞，以及溶化在轻歌曼舞里的他们的灵魂。
这就是丽江的纳西古乐。
关于盛唐，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我们儿时的语文课本里布置了太多的背诵作业，让我们有机会去反复吟咏那个剑胆琴心、诗情画意的年代，以至于每一个中国人都对那个时代耳熟能详，没齿不忘。
那是一个空气里飘满了花香与酒香的时代。雄伟的长安城是当时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宏大、最豪华、最奢侈的人类杰作。长安城里，连绵起伏的宫殿金碧辉煌。从宫殿里传出优美动人的乐曲，那是皇帝与各国使者们的盛宴。长安的街头上，李白在醉卧吟叹，张旭在泼墨狂书，裴旻在剑走流星。东海的鱼盐，西蜀的织绵，江南的竹编，漠北的宝马，无不毕集于东西二市。更有来自异国的琉璃、珠宝、骆驼……甘美的葡萄酒，妩媚的酒家胡，婆娑的苏幕遮……强大的帝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各种宗教，各种信仰，各种肤色的人们生活在同一方蓝天下，相互尊重，相互爱戴。在遥远的西域，天可汗威名远播，就连草原上的放牛娃也知道他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在东海的彼岸，日没处天子吸引着日出处天子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遣唐使，这个岛国的居民以自己没能出生在大唐而抱憾终生。
大唐帝国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个神话，是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天堂，是整个人类历史里的一道彩虹。
然而这一切都在渔阳噪杂的鼙鼓声中结束了。玄宗皇帝仓皇出逃四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诺大的长安城在一夜之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成日在宫廷里养尊处优的乐师们此时也群龙无首，于是纷纷踏上了流浪之路。
可是战火纷飞，哪里有他们容身的地方呢？天边飘过一片彩云，绚丽而圣洁，奇异而神秘。于是他们立刻确定下了自己的目标——彩云之南，另一个繁花似锦的极乐世界。
二
公元904年，长安城在经过了两千余年的辉煌之后，退出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史载：“全忠（朱温）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三年后，风烛残年的大唐帝国终于在洛阳咽下了它的最后一口气，连同着它的那些荣耀与奢靡，一起被埋进了幽暗潮湿的地宫。一个神话的时代结束了。
许多年后，当历史的真相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渐渐遗落的时候，曾经的真实就开始变得虚幻，曾经的存在就开始值得怀疑了。有人钻进故纸堆，去寻找那个时代。然而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大唐帝国真正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长安的故城已经荡然无存，唯一能够证明它身份的是早已破烂不堪的雁塔和黄沙弥漫的天空。侥幸有那么多的诗篇流传了下来，但是我却无法想像当李白们看到我们用渔阳的口音吟咏他的诗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表情——试想一下，让安禄山去朗诵《子夜四时歌》或者《梦游天姥吟留别》，其情其景大约就是如此吧！
还有，当年明皇与玉环共同演绎浪漫爱情的霓裳曲哪里去了，是不是也在西安漫天肆虐的黄风中灰飞烟灭了？
然而，唐玄宗作的《紫微八卦舞曲》和《霓裳羽衣舞曲》居然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就在丽江。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水龙吟》、《浪淘沙》、《山坡羊》、《步步娇》这些在中原早已被认为失传的古曲。
当古乐响起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长袖善舞的红衣少女正在翩翩而起，她的身姿是那么的婀娜纤细，她的头发高高盘起，上面饰满了各种金制的花鸟，她的眼睛里秋波宛动，仿佛正在诉说着自己对青春的万般感受，她的脚步轻盈而灵活，在艳红的地毯上步步生莲……
我还看到围坐在她周围的乐队，一个个神情肃穆，却周身洋溢着自信与陶醉。他们正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神仙般的意境里，用心去感受着每一个音符在灵魂上的节奏与感受，品味着每一次领悟在乐曲中的体现与升华，享受着每一段乐章给人类带来的欢乐与幸福。他们是真正的大师，他们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伴奏，为一个神采飞扬的时代添上了精妙绝仑的底色。
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历史没有理由忘记他们。
三
然而当我来到纳西古乐的演奏现场的时候，我震惊了。
昏暗的舞台上，苍驳的藤椅错落有致的排列着。藤椅的正上方，悬挂着已经过世的乐手们的遗像。他们曾经就作为演出队伍中的一员坐在那些藤椅上，他们的手指间曾经流淌过摄人心魄的华美音乐，他们曾经是开元盛世最后的见证与承载。现在，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的离开了他们执着和热爱的音乐。但是，当乐曲声响起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旧驻留在这间古朴的房间里，驻留在他们代代相传的乐器里，驻留在他们用心体会出的音乐和人生的真谛里。
古乐是那个古老王朝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惊喜，然而它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它的演奏者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个个老气横秋，个个老态龙钟，个个老病不堪。谁敢保证他们中某一位的照片也会在某一天被挂到墙上去供人凭吊，又有谁敢保证，最后一幅挂上去的照片会不会只有四个血字：纳西古乐。
一个王朝的远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一个王朝留给我们的文化的远去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倒退。如果任由这种倒退发展下去，那么产生的只会是毁灭的危机。然而不幸的是，纳西古乐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大唐王朝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我们今天的人类正在遭受着这样一种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这样的疑问：接下来，由谁来拯救我们的古乐，由谁来拯救我们的历史，由谁拯救我们所谓的文明？
蓖子坡，日暮西山后的残辉
一
“蓖子坡？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找那里做什么？”几乎每一被我问到的昆明人都这么回答我。
我无法正面作出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理解。毕竟那个故事过去了太久，又太平淡了。后来的所谓“正史”竭尽全力抹杀着它的影响，而我们的历史教材则更是对它支字未提。三百余年之下，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像我一样，用如此迫切的心情去寻访那一段逝去了的历史。
在徒劳的询问了太多次后，我开始对它的存在产生了一丝怀疑。莫非它只是文人笔下一个凄美悲凉的传说？一个王朝的终点难道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心中，消失了，就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和发生过一样。这恰如以它为终结的那个时代。
然而，苦苦寻觅中的我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丁点儿它确曾存在过的消息——“应该是叫逼死坡吧！好像是在翠湖公园一带。那里曾经死过一位皇帝。”一位职业导游证实了它和它承载的那段历史的存在。“逼死坡”正是民俚里对那个血色黄昏的最后哀悼与纪念。但是，它与我的距离依旧是那么的遥远，它给我的印象依旧是那么的模糊。难道我们庞大的旧城改造工程已在有意无意中已将它摧毁殆尽！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不幸与悲哀呀！
几乎与此同时，我从另外一个途径得到了它的一点外貌特征——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老路。而且有消息称，它是目前昆明仅存的几条老街之一。这从另一个方面向我证实了这个被遗落在历史边缘的地方仍旧存在着，但已危在旦夕。
11月26日上午，天色阴霾，仿佛有雨要下来。我们刚巧要去翠湖宾馆拜访一位朋友，于是搭了一辆出租车，开始了寻找它的实践。在路上，我向司机又一次问起了它。
“蓖子坡？对不起，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当某个地方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话，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它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失了。但是我不死心：“那翠湖一带是否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老路，很古旧的那种？”
司机犹豫了一下：“有，就在翠湖宾馆的后门，我也不知道那条路叫什么。那里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又正在施工……那倒是一个上坡。”
天空瞬间亮了起来。冥冥中有一个声音招唤着我，它就在那里，那段历史就在那里。
从翠湖宾馆的后门出来，果然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的爬了一座小小的土坡。岁月荏苒，路面已被打磨的锃亮。难道这就是它？一阵微风吹过，四下无声。难道那个与日月齐辉的王朝真的就是在这里，被这样的一阵冷风吹散，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三个半世纪过去了，不知道是否有人还在关心着那个黄昏？是否还有人惦记的那条柔弱无助的生命？
没有路牌，只得再次询问路人。但是无论是“蓖子坡”还是“逼死坡”，我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里是华山西路。”它又一次消失了，就在我触手可及的时候。举目四望，到底是哪里见证了那个王朝最后的一丝余息。
一位老人蹒跚而过，苍老而沉毅。我赶了上去：“老伯，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叫蓖子坡的地方？”老人抬起了头，惊异的望着我，眸子里电光一闪：“蓖子坡？这里就是了！”
“啊！”老人的话如同一个惊雷般在耳边炸响，惊得我几乎摔了一个趔趄。众里寻他千百度，相逢却原来是如此的不期与仓促。
“蓖子坡，逼死坡。当年的皇帝就是被逼死在这里了。你是来看皇帝的吧！那个皇帝就死在这个地方。”老人指了指前方五六米处，他魔法师般准确的猜中了我此行的目的，“还有一块碑哩！”
居然还有一块碑！我在心底大声诉说着对苍天的感激，也分不清这种感激是因为大喜过望，还是因为如愿以偿。总之，不管那段历史是否还在被人纪念着，至少它仍在被记录着。这就意味着，它终究会有机会等到被重新审视和发掘的那一天。
向前紧赶几步，一方石碑赫然出现在面前，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上面字迹仍然清晰：明永历帝殉国处。
二
他，朱由榔，一个鲜为人知的皇帝，但是他的死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终结。
他是大明王朝的天潢贵胄，朱元璋的嫡系子孙。他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他的父亲朱常瀛被封桂端王，享国衡州，他自己则被他的堂兄崇祯皇帝封为永明王。如果后退若干年，他完全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纨绔子弟，世受皇恩，厚泽雨露，享受上苍和祖先赐予自己的阳光、健康和荣华富贵。然而非常不幸的，他出生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时代——垂垂老矣的大明王朝正在混乱中土崩瓦解，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正在饥饿里山呼海啸，山海关外的八旗勇士正在马背上所向披靡。整个天地宛若一个巨大的漩涡，裹挟着整个大明王朝，也裹挟着他，甩脱了原有的安逸与自由，宁静与祥和，财富与荣耀，一路向着灾难，向着死亡，向着蓖子坡，飞奔而去。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二十七天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开关降清，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开始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外寇入侵，天下无主，作为一名皇室成员，在这种时刻，他的命运是完全不受自己支配的。于是在纷纷乱乱中，他被迫接下了一项极其烫手的工作——皇帝。
皇帝，这个人类想像力所能创造出的最高贵的职业，是一个聚众人之力的一系列巨大权力与荣耀的集合体，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上苍的代言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了这个传奇抛身舍家，铤而走险。在通向皇位的道路上，鲜血和白骨掩盖了的每一寸土地，填平了每一道坎坷。然而人们仍在为它前仆后继。可以说，人类对它的痴迷程度远远胜过了毒品、宗教、性欲、金钱，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值得迷恋的东西。
然而，“皇帝”也并不永远意味着至尊无上和生杀予夺。一旦丧失了“普天之下”的王土，一旦远离了“率土之滨”的王臣，“皇帝”就仅仅意味着一种苦难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必须永远放弃常人的欢乐与安宁，是必须勇敢面对无尽的孤独与寂寞，是必须随时承受巨大的牺牲与焦虑。同时，他未来的命运则是他自己完全可以预知到的，那就是，在羞愧与屈辱中孤独的死去。纵览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几位败寇获取过对手的宽恕，享受过人伦的善终，得到过舆论的同情？
但是他还是接下了这份棘手的工作，忠实的履行了血统赋予自己的责任，承担着一位精神领袖应尽的职责。当然，仅仅只是一位精神领袖。大厦将倾，他一株小小的稻草又如何能阻止这一切呢！且看看他自己的处境吧：“皇帝一员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这大该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账目了，来自于他的扈从。也许在他们眼里，这个“皇帝”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符号，或者是他们自己生存的一个累赘。用这样的一支队伍守卫在自己周围，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他只能马不停蹄的从广东逃到广西，从广西逃到贵州，从贵州逃到云南，从云南逃到缅甸，朱元璋的骨血在第十三代上最终被自己的臣民和异族一道，驱逐出了世代生息繁衍的国土。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其实清廷本身都认为已经结束了，因为谁都知道，仅凭这样的“势力”，想要撼动自己的统治无异于痴人说梦。“宜将剩勇追穷寇”，可这个对手还能否算成是“寇”？他连做“寇”最基本的物质资料都已经不具备了。
但吴三桂并不这么认为。这个曾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伯的辽东杀手一路追杀着自己的旧主，从黑土地追杀到褐土地，再从褐土地追杀到黄土地，现在，他从黄土地追杀到红土地上了。他的足迹遍布整个中国，他的双手沾满了旧主的鲜血。他的目标就是斩尽杀绝。
身为一条走狗，吴三桂太清楚自己身上背负的骂名了。所以他要洗刷，而洗刷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条更加忠实的走狗。于是，他选择了旧主的项上人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十八年，吴三桂率兵踏上了征讨缅甸之路。
这时的朱由榔，正躲在他缅甸的草庐里，准备砸碎自己象征着权力与尊严的玉玺，以解无米之忧。
三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哀，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千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惨然于心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朱由榔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文字之一。这封他给吴三桂的亲笔信写于吴三桂兵临城下之际，今日读来，仍字字珠玑，入木三分，让人不得不感慨皇家的教育质量。他本人也足以凭借此文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信里的自称不是“朕”，而是“仆”，初看起来仿佛一个恭谦的晚辈，但全篇十一个“仆”字却个个仿佛铁杵一样撞击着吴三桂的良心，钢凿一样剥离着吴三桂的自尊，皮鞭一样拷问着吴三桂的灵魂。有些时候，谦逊比张扬更能表现为咄咄逼人。
可以想像，手捧此信的吴三桂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毕竟 “文死谏，武死战”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最高理想与无上荣耀，是他从小所受教育的必修课。现在，曾经身为大明朝忠臣孝子的他不仅降敌叛国，还丧心病狂的追杀起了自己的旧主，逼得旧主声泪俱下。两厢对照，怎能让人不感叹世事无常，悲从中来！但是如今的吴三桂已顾不上这许多了。他现在要的是位极人臣，要的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要的是新主子投向自己充满赞许的目光。他太需要表现自己了。
送出这封信的朱由榔仍然留在缅甸，等待着命运的最后判决。这也许正是他幼稚的地方：一封信怎么可能避免一场战争！一封信怎么可能唤醒一颗堕落的心！或者另一种可能是他早已参透了政治的血腥：他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的祖先明成祖朱棣为了追捕建文帝，一声令下，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一直追到非洲东海岸。难道他能跑到比非洲更远的地方去？
缅甸人在大清平西王吴三桂的猛攻下终于吃不消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在战场上作吴三桂合格的对手。就在朱由榔投书后的两天，缅甸人将朱由榔交给了吴三桂。
在清军的大营里，朱由榔终于见到了这个妨碍自己生命近二十年的吴三桂。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关于这次会面，有资料记载，吴三桂“屈膝愧汗，伏地不起”。作忠臣难，作个叛徒也不容易啊！
三个月后，吴三桂用弓弦将朱由榔绞杀在昆明蓖子坡。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抹残辉在它日薄西山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上终于烟消云散了。
四
我去过北京的景山公园好多次了，每次都去看看半山腰的那棵歪脖子树。中国人都知道，那棵歪脖子树曾经目睹过一次令人心碎的日落。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昆明蓖子坡悄然无声的送走了那次落日的最后一道晚霞。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但历史的创造却是属于人民的。清王朝曾经为蓖子坡起过若干个名字，妄图掩盖坡头那一滩映红了天际的血凝，可昆明人几百年来却一直奉守着一个承诺，一个还原历史真相的承诺，他们称呼这里为“逼死坡”。没有人去探究他们的这种忠诚究竟是了为什么。
公元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建。这一年，昆明父老在当年朱由榔死去的地方理直气壮的立起了一块石碑，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一个逝去了二百余年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供人凭吊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曾有多少人来此一瞻，又有多少人在此发出慨然一叹。
今天，满汉两族的恩怨早已了结，成了故纸堆里的课题或专栏，凶徒与受害者也早已化为了朽骨，与苍天大地溶为了一体。只余下这一方石碑在昆明的和风细雨中品味着岁月的悠然与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