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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摄影师眼里的塔利班：地狱与天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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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这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国家”：男子必须蓄须，所有妇女必须蒙上面纱，与人通奸者就要被石头击毙。这里禁止出售电视机、收音机，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四驱越野车却深受欢迎—他们禁止一切非伊斯兰音乐，却允许枪声和死者的呻吟。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度”：很少有人知道它的领袖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据说他却无所不在；他们潜藏在深山丛林里，仅凭卫星电话相互沟通，就连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也是与世界各大媒体单线联系—至于那个阿拉伯富豪本·拉登，更不知道他们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拒绝拍照。他们不愿意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呈现给别人看到。
我们的摄影师只被允许拍摄烈士，因为他们已与万物同尘，不再具有生命力。而在烈士之外，摄影师也偷偷摸摸地拍摄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Michel Setboun，一个至今身体内还保留一颗子弹的法国摄影师，他长年关注亚洲的信仰世界，以拍摄过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而饮誉国际。
这一次，他用他的镜头记录了那个奥马尔时代的阿富汗、塔利班—这一“最纯洁”也“最神秘”的国家、组织。 留胡子是一种态度
这宝贵的签证绝对可称得上是一张“文凭”。只有通过一场艰深的考试才能获得，而它却能让你顺利进入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
阿富汗领事馆旧址，邻近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开伯尔山口，那是一栋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别墅。这一高大的石灰建筑群，在那片满目葱翠的草地上留下了一片片洁白的痕迹。
大家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副领事Wali Na?mi先生的出现，这个人将为我们发放前往塔利班的签证。
身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在过去20年中，Wali Na?mi成功地周旋于周边各国之间。而在这么多年的外交生涯中，Wali Na?mi始终秉承着塔利班成员的宗旨—作为毛拉·奥马尔的“学生”，他将永远忠诚于那位“铁腕领袖”。
在奥马尔的统率下，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并以此来推广自己的宗教政策：所有妇女必须蒙上面纱，男子必须蓄须并按时去清真寺礼拜，禁止演奏一切非伊斯兰教音乐，与他人妻子私通的人都要用石块击毙，不允许平民私有军火，赋予奥马尔所属的普什图族人（ashtuns）以极大的权力。
最后，塔利班还制定了一条法则—所有人都不许拍照。
为了与领袖唱一个调子，Wali Na?mi也留起了山羊胡子，其长度甚至达到了人们无法想像的境地……这种式样的胡子已远远超越了装饰的范畴，而代表着一种态度。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将自己效忠领袖奥马尔的决心挂在脸上给别人看。
Wali Na?mi先生既像一位传教士，又像一名警察。我们觉得他仿佛就是“领袖”的化身，时刻替奥马尔传播着教义，而他自己显然也很享受这一过程。
对于我们这些外来的客人，他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自由，比如我们可以自由地抽烟，但这几乎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因此，在Wali Na?mi先生的势力范围中，我们最好还是看他的脸色行事。
每当这位副领事接待那些申请赴阿富汗旅行的人时，他都会先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千篇一律。但通过这寥寥数句空洞无物的话，Wali Na?mi先生就能看出说话人的本质。因为这样的交流撇开了花言巧语，让人能够沉浸在谈话的主题中。无论交谈的话题是什么，Wali Na?mi先生都可以将其分解、割裂并进行冷静的分析。
Wali Na?mi通常都把对话者看作严重的弱智，他会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世界观并用某些证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尽管大家对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说出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因为Wali Na?mi手里攥着是否授予签证的决策权。
这宝贵的签证绝对可称得上是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凭”，只有通过一场艰深的考试才能获得，而它却能让你顺利进入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
我们的验证结果很快就可以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摄影师Michel Setboun经历了极大的煎熬。
这个组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拿着AK-47拍照的毛拉纳
对于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来说，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像自己钟爱的孩子。他喜欢在拍照的时候，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挥舞着这种源自前苏联的枪支。而从某些时候起，年轻的塔利班士兵都开始痛恨照相。
在城里闲逛的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林荫道不断前行，路边浓烟滚滚，不时地还传出劈劈啪啪的爆鸣声。路的尽头是一座叫做“Jamia Aafiyah”的清真寺，那里“看管”着许多塔利班“学生兵”。我们脱下鞋子，穿过清真寺内部的庭院，那里驻扎着许多塔利班士兵。
一番简要的拍摄之后，我们被领入了一个大厅，大厅里摆放着一张讲台和一支木制托书架。六十多个男人和男孩正靠墙坐在那里。四位头裹缠巾的大人物庄严地坐在讲坛上。一场激情四溢的讲演就要开始了。
当演讲者开始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两个位高权重的塔利班成员走进了大厅：矮矮胖胖的是毛拉纳Mohammad Youssef Qureishi，他是白沙瓦地区最大的清真寺—Mohabat Khan清真寺的阿訇。
第二位是毛拉纳Akram Awan，这位令人生畏的长者是Oveissi教派的领袖，也是新时代的仲裁者。他的贴身保镖脸上都蒙着面纱，显得十分警惕。
毛拉纳Akram Awan头上裹着一根赭黄色的亚麻头巾，浓密的长胡子遮住了头颈，但却梳理得一丝不苟。
此外，这位领袖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还特别在口袋中插了两支钢笔，又在心口处别着一枚绿色徽章，上面用金字书写着伊斯兰教圣语：“真主至大”。在演讲时，他时而严肃，时而高兴，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又义愤填膺……过了良久，只听那些保镖口中大喊：“ 赞‘真主至大’！”于是，大厅中的教众齐呼：“Allah O Akbar！”一切便结束了。
而对于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来说，武器，尤其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像自己钟爱的孩子。他喜欢在拍照的时候，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挥舞着这种源自前苏联的枪支。
他带着我们缓缓走到了一个嘈杂的珠宝集市中。每到星期五，数千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就会将铺子关掉，前往那些被称作“Madrassa”的经学院，而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是那里的院长。他的396名弟子大都来自白沙瓦、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等地区。
这些孩子在大约10岁的时候被招入塔利班组织，而他们也将由此得到“Talib ul lim”的称呼，这个词在普什图语中解释为“学生”、“候选人”，但同时也兼有“情人”的意思。
这些孩子每周将花费35小时来学习阿拉伯语、圣训和伊斯兰教教法，同时还要反复背诵《古兰经》的经文，而这个学习过程一直要持续8年左右。
此外，他们还要接受有关历史和数学的教育。当然，英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科目，因为那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在这些教育过程中，他们会慢慢了解到伊朗的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们不过是一些异端分子，终有一天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而整个西方就像《旧约》中的索多姆城和戈摩尔城一样（Sodome和Gomorrhe，是《旧约》中因同性淫乱而被神除掉的城市—译者注），是所有魔鬼聚居的地方；另外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印度是个异教国家，犹太人则是穆斯林不共戴天的仇人……当见到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一手持《古兰经》，一手摇晃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站在清真寺前时，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或许是当地惟一不排斥摄影的人。从某些时候起，年轻的塔利班士兵都开始痛恨照相。
“我们必须注意，”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说，“当这些学生完成了学业之后，就会面临一场严格的考试。只要通过这场考试，他们就可以得到‘毛拉（mollah）’的称号。以后，如果这些孩子有机会去卡拉奇、开罗、麦加等地的大学深造，那么有朝一日就可能获得‘毛拉维（maulawi）’乃至‘毛拉纳（maulana）’的称号。他们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 “拉登之子”的教父
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向我们解释：先知并不会禁止拍照，因为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照相机。但现代化的东西一般都像魔鬼一样邪恶！
“Akhura Khattak”之路总是沿着既定的轨迹向前延伸。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些不列颠“先生”开辟了这条道路，并给它取名为“大干道”。
在殖民时期，这条路起到了连接阿富汗和缅甸的作用。1947年，人们在离印度河不远的一口英国石油井旁建成了一座名为“Akhura Khattak”的穆斯林学校。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了塔利班运动的教育工具。从这座带有清真寺、阶梯教室和运动场的大学中，毕业了几位新伊斯兰教博士。
刚走出校门，他们就会加入奥马尔的军队奔赴前线，例如在攻占马扎里沙里夫的战斗里，2500名学生中，800名来自阿富汗，750名是普图什族的巴基斯坦人，他们和其它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组成了战斗主力。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校长萨米·乌尔·哈克把胡须染成了红色，而且他外出时喜欢坐在自己那辆豪华四轮驱动越野车的边缘。
此外，这位德高望重的毛拉纳是沙特富翁奥萨马·本·拉登的钦慕者，他成为了“拉登之子”的教父。而在征募塔利班新成员的方面，萨米·乌尔·哈克也颇有心得，他为这所大学配备了一连串的附属学校，它们就散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线上。
在所有的同僚之中，毛拉纳Youssef Qureishi绝对是一个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在他的学校中，所有的东西全都免费。他的举动为自己所在的保守党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没想到蛋糕越做越大，从齐亚·哈克将军执政直到1988年他逝世为止，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学校已经超过了1.7万座，而目前，经学院学生的数量更是达到了50万！
这批经学院学生将成为他们毛拉纳们各大政治势力的理想工具—这也正是他们的夙愿。从今以后，年轻的塔利班士兵们将会逐渐攻克巴基斯坦东南部的大省—俾路支（Baloutchistan）。
在那里，毛拉纳带着他的智囊团对我们进行了一场训练。之后，我们乘坐飞机到达了兹霍布，那是一个隐匿在荒芜山地中的市集。在这座小城的边缘地带生活着Kakka、Mando Khel和Shiran等部族，他们都是普什图人。而这些村落和当年的英国殖民者或多或少地都有点关联，那些白色的建筑终年伫立在高耸的玄武岩上，岩石下则分布着一些用胶泥和土石建成的兹霍布传统房屋。
在这座小城中，我们得到了毛拉纳Alam Dadd Kakkar及其拥护者的欢迎。几百名士兵头戴钢盔，手拿着棍棒。他们挥舞着绘有黑白带状花纹的“先知旗”。我们在鼓声、汽车鸣笛声和诵经声的交织中穿过了这座喧闹的兹霍布城。“萨米·乌尔·哈克万岁！毛拉·奥马尔万岁！”
清真寺的建筑上插满了旗帜，一边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而另一边则是歌颂奥马尔的。这里的人们和阿富汗人一样，称其为“信徒们的领袖”。做过礼拜之后，我们在毛拉纳Alam Dadd Kakkar的府邸中享受了可口的一餐，而他的宅第就在清真寺后面。我们向主人打听：我们从兹霍布来到这里，一路上并没有人阻止我们拍摄照片！
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屈尊向我们解释道，先知并不会禁止拍照，因为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照相机。但现代化的东西一般都像魔鬼一样邪恶！
在这顿饭快吃完的时候，骨瘦如柴的毛拉纳Alam Dadd Kakkar捋了捋下巴上那把白胡子，向我们抱怨起了有关法国学校中不准戴面纱的规定，他认为那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对他来说，佩戴面纱也是一种自由。
这个观点引来了在场宾客的一片欢腾，他们充满怜悯地看着我和摄影师。
我将抓两个活的！
这天早晨，我们签署了一份有关安全驾驶的承诺书，此外，我们还必须专门保证，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与别人交谈，或者拍摄“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概括Hayder Zaman，他是莫哈曼德部族的“可汗”，而莫哈曼德族则是普什图人中最大的分支。和诸位毛拉道别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拜访这位可汗。
当时，这位“大老爷”正巧就在白沙瓦郊外的哈亚它巴过冬，那里是他在开伯尔山口的领地。Hayder Zaman在哈亚它巴拥有一座被城墙围绕的小城堡。想要叫开城门，就必须在那扇镶有钢铁的大门上使劲捶打。
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一位老仆人小心翼翼地接待了我们。他把我们领到一座门厅中。门厅里挂着一些美丽的白标本，那是主人的战利品。而墙上悬着的大幅照片，则是Hayder Zaman的留念照。
从这些照片里，人们可以看到：1947年，身为莫哈曼德的灵魂人物，18岁的他包着头巾，穿着短上衣，手持卡宾枪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纵马驰骋。而之后的照片中，尽管人们看到了同样的似笑非笑、同样的大鹰钩鼻、同样的狡黠神情，但Hayder Zaman显然苍老了许多。肺气肿始终折磨着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Hayder Zaman的风度。自古以来，莫哈曼德可汗就是阿富汗国王的亲戚，但他仅相当于巴基斯坦的骑兵队长。
他把我们引入了自己的酒吧，然后一杯杯、一瓶瓶地请我们喝酒。而这座“黑标酒吧（Black Label）”也正是巴基斯坦首批酒吧之一……我们不禁想到：如果那些毛拉看到这座带有苏格兰装饰物的“小教堂”，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
“如果他们来了，我们就要‘以礼相待’！”两个月前，塔利班拘捕了Hayder Zaman的一名亲戚。可汗威胁塔利班说，只要他们敢动自己亲戚一根汗毛，他就会立即“打进塔利班领地抓两个活的”。最后塔利班不得不放人了事。
Hayder Zaman不断地向我们揭露塔利班的暴行。
“塔利班只是一群狂热的宗教分子，一群懦夫，他们总是利用自己的无知来鱼肉百姓。”
我们带着一份好心情离开了Hayder Zaman可汗。这天早晨，我们签署了一份有关安全驾驶的承诺书，此外，我们还必须专门保证，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与别人交谈，或者拍摄“有生命的东西”。
之后，副领事Wali Na?mi恩赐般地递给我们一份签证。于是，我们便可以出发去阿富汗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到附近的一个大市集—哈亚塔堡（Hayatabad）去逛一圈。
超级大黑市
在黑市交易中，这里的所有人—军人、政治家、巴基斯坦毛拉和毛拉纳，都像是得到了一个人间的“吗哪”—《圣经》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在哈亚塔堡，人们见不到狭窄的街道、传统的雕花、清真寺、喷泉或白沙瓦集市上常见的那种绿树成荫的广场。在这里，一切都是时髦、新潮而实用的！
两公里开外的地方，有一条公路连接着阿富汗和开伯利地区，而路边有一家美式大卖场。琳琅满目的商铺使当地人根本不必眼红西方人。惟一一点争端就是本地商品和西方商品之间的价格战。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品牌都能在这里找到，当然还别忘了著名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和其它商品一样，它也是按照七五折出售的，甚至连这里的修车费用在巴基斯坦境内也只能排第十。
在持续的4年中，这个市场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线，它甚至险些使开伯尔、阿弗里迪、辛瓦里、莫哈曼德等部族与伊斯兰堡政府反目成仇。当时，伊斯兰堡政府认为，这个市场的飞速发展对于巴基斯坦的经济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950年，矛盾双方签署了一份契约，允许阿富汗从卡拉奇以零关税来进口原材料、成套设备以及消费品。商品由卡车中转，从巴基斯坦运至阿富汗。这种贸易体制实施了将近30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战士推翻了喀布尔的前苏联体制，于是情况发生了逆转。
从那时起，由于阿富汗的人口严重流失，因此商品也不再流向阿富汗，反而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又被重新卖回了巴基斯坦的某些大型市集，其中哈亚塔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这些市场中的商铺都是逃税的。
1995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估计哈亚塔堡每年能够创收5亿美元，因此他们便打算在巴阿边境上设立一些税收所。但很快，这项计划就被无限期推迟了，因为某些诸如塔利班和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的组织在巴基斯坦军事情报理事会、Babar将军以及Benazir Bhutto之夫—Assif Zardari的支持下提出了反对。这些人在贸易的运输过程中赢得了不少利润，因此为了维护这种利益，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从此以后，人们在贸易过程中再也不用支付关税。
当然，如果人们要通过印度河进入彭加地区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条路线可以通过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和俾路支省（首府奎塔），最终到达阿富汗，而塔利班每年在这条路线上可以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1995年，黑市交易的营业额达到了25亿美元，此外还应该加上从毒品交易中所获得的12.5亿美元。因此，这里的所有人—军人、政治家、巴基斯坦毛拉和毛拉纳，都像是得到了一个人间的“吗哪”